近百年来，中医的发展出现了危机，一个时期甚至面临被取缔、被消灭的境地。中医的危机从根本上说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危机。

伴随着新文化运动“德先生”和“赛先生”的提出，传统文化遭到猛烈的抨击，作为传统文化一部分的中医药学也不可避免地遭到前所未有的批判，其在中国的医学主导地位也受到冲击。科学主义的盛行，西方学科分类及其“形式和方法”成为是否“科学”的评估标准，中国所有的既存学术实际上都面临着一个取得科学“资格”的问题，中医药学自不例外。而科学，诚如胡适所言：“……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；无论懂与不懂的人，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。那个名词就是‘科学'。”科学在近现代中国达到了“几乎全国一致的崇信”，凡是不符合“科学”的东西，都要遭到批判、唾弃。在这种科学话语语境中，中学即旧学，旧学就是垃圾。新旧的差距，就是进步与倒退、科学与迷信的差距。所谓中学、所谓国故、所谓国粹、所谓经典、所谓中医，全被归入旧的、倒退的、迷信的、要抛弃的范围。在“五四”时代所建立的话语霸权之下，带“中”的一切事物都失去了合法性。而唯一的合法的话语便是科学。

在这样的语境中，中医成了“失语的中医”，也就是丧失了自己语言的中医。作为传承中医药文化的重要阵地--中医药高等院校，本来是传统文化的重要阵地，应该是最有资格也是最应该弘扬传统文化的地方，但是现代中医院校完全按照西方科学模式进行构建，用所谓的现代科技来研究中医药。在中医院校，用动物来做试验或用分子生物学等来培养造模，才是正统，而用符合中医文化特征的方法研究中医倒成了异类，传统中医反而被挤在人不欲见的偏僻角落。中医院校一版又一版的教材也变得越来越“现代化”，语言表达也越来越“标准化”、“客观化”，似乎这样一来，就符合“科学”的规范，学生们也就更容易理解“中医”、掌握中医了。与传统文化密切相关的主干课程--医古文，也越来越被边缘化，在中医师职称考试中也已被取消，而换成能与西方科学接轨的现代语言工具--英语。其他与传统文化相关的课程，更只是作为中医院校可有可无的选修课。

中医本身自有一套理论构造与历史传承，“阴阳五行”的理论可以追溯到《易经》、《尚书》、《黄帝内经》，药物学可以在传说中的神农氏找到源头，在历史中的陶弘景、孙思邈、李时珍的著作找到活水，临床实验可以祖述到战国时代的扁鹊……然而时至今日，中医在为自己的生存寻找依据时，却“忘掉”了自己的话语，而是费力地去求借另一种话语系统，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，不少人为能够带上一点科学的皮毛而沾沾自喜。

“问渠哪得清如许，为有源头活水来”。失去源头的中医能够继承就已令人欣慰，更遑论创新与发展？不少中医老专家大声疾呼：“继承就是发展!”那是看到了中医在所谓“现代化”口号下面临消亡的的危机。近几十年来，政府对中医的关怀、保护和扶持力度不可谓不大，中医药教育规模也在一天天扩大，但中医发展并没有取得我们所期望的程度，反而是中医的医疗市场在不断萎缩，中医的临床治疗手段也在一点点消逝。中医治疗明显出现了“一代不如一代”的现象。这些不能不引起我们深深的思虑。

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，我认为就在文化观念上的，是长期以来西方文化中心论、现代科学霸权主义思想造成的后果。在这种文化观念的指导下，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受到了一而再、再而三的打击，中国的传统文化受到了一而再、再而三的摧残，中医学也受到了一而再、再而三的打压。于是在医疗制度上、在教育教学上、在科研设计上、在医疗思路上，都出现了西化的倾向。然而西化的结果又不像原本的设想那样发展了中医、提高了疗效，反而是事与愿违。